宋代盛行风水术，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要籍。
宋徽宗是一个很相信风水的皇帝。他原先没有儿子，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增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叠起冈阜，高约数仞，后来果然得了儿子。
宋仁宗时，翰林学士李谘曾论及当时世人的风水观念。《该闻集》载其语：“大儿置器用之物，犹择其他，况于亲乎卜之者虑坎穴之下有涌泉伏石之类耳，非绕侥幸求福也。据阴阳家流，以地平坦为上，其次东南倾，西北高。倾则水顺流而不拥，高则冈绕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选地是为了求吉。沙阳人叶隆吉年轻时寻求阴宅葬父，一天，有个姓林的人告诉他说距县城五里，有座罗源山，山有吉地，有诗为证：“卧龙欲腾头角起，乃安龙头案龙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孙折桂无穷已。”叶感到很惊奇，说本朝自来都是辰、戌、丑、未年为廷试，怎么说申、酉年及第呢?林某说是按五行推算的。后来，国家以寇难多事，廷试移到戌、申、酉年，叶果然登科。
葬地的好坏，被认为与吉凶有关。宋人认为旧坟地不宜葬。钱希白《小说》记载宋初，钱文炳的妻子死了，炳从小精于相地术，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有个僧人告诉他这里已有古圣贤葬于此，不可重新营葬。文炳不从，掘地发现数重石板，石中飞出一只黑蜂对着文炳的右眉一蜇，文炳头肿如斗，当晚身亡。据说，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动不得的。
风水宝地不是时时都会对人施以福佑，这要等待机会。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仙游县叶氏家族有一百多户人家，都住在一个村子，此村有群山环峙，如屏如障，绍兴风水师罗正甫认为当出宰相，由于有山洪倾泻，非要等待数年才有大贵。后来，叶子昂终于当了丞相。
风水宝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土地各有其主。《夷志坚》叙述陈魏公父墓说，福建莆田有一块葬地，富民葬此处，子孙都病了。有个风水师说，这块地应当卖掉才会断除病根。后来，富民按风水师的意见卖了地，子孙的病就好了，而买地的一家不仅不病，还当上了宰相，这是地得其主。
讲究丧葬是民间很普遍的事情。《朱子家礼》说，老百姓死后，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择好，再择日开茔。
宋代很注重住宅建设。首先是外环境。宋人袁米在《袁氏世范·治家》云：“屋之周围，须令有路，可以往来”，“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周，如无溪流，当为池井，虑有火烛，无水救应”。其次是内环境。《吴兴志·谈志》记载宋代吴兴郡治的房屋布局是“大厅居中，谯门翼其前，卞苍拥其后，清风、会景、销暑蜿蜒于左，有青龙象。明月一楼独峙西南隅，为虎踞之形，合阴阳家说”。
建房有许多禁忌，应当选择吉日，否则有灾祸。《夷坚志》记载南宋洪熙元年（1174年），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风水师说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于主人。王五七不听，竟被摔死。老百姓一听此事，都不敢犯煞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风水的文献不是出自风水师之手，而是由高似孙、洪迈、袁采等知名学者撰写，他们根据积累的生活经验，写出了为民众所赞同的治世要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宋代的科技比较发达，地学知识也更加丰富。沈括撰有《梦溪笔谈》，揭示了地势高下、地区不同，则气温不同。还指出历史海陆变迁的事实，论述了流水侵蚀地貌等问题。这些观点，无疑更新了地学知识。
唐宋时代，风水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罗盘的广泛使用，以及宋代《葬书》的流行。并且作为一种理论，风水已经形成一定的体系，且在东南地区得到较大发展。
新的风水理论杂乱纷呈，主要在东南地区发展，以江西、福建为中心。《古今图书集成》所收集的自唐宋以后的堪舆名流也以此两地人士居多，足见风水在这两地的盛行。《青岩丛录》、《陔余丛考》均对江西、福建两地的风水活动有相类似的描述，并称作两大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