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向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教、社会的责任，因此，中国人在人名问题上也多有寄托，从而使人名问题表现出许多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西方社会不曾有的特色和属性。
这些特色和属性归纳起来，首先是人名的专属性。
人名是人际间彼此区别的标志，一个人名只能代表一个人。如若不然的话，人名就丧失了它的专指意义其实际作用就要大为减弱。如提起“花木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是指古代一位替父从军、为国杀敌的女英雄；提起“雷锋”，就会联想到他是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大家学习的好榜样；提起“诸葛亮”，大家马上会想到博学和智谋；说到“黄忠”，我们立即会想到忠义双全、老当益壮的老英雄。
为什么提到这些名字我们不会想到另外的人呢？因为，这里的“花木兰”、“雷锋”、“诸葛亮”、“黄忠”都有明显的专指意义。
如果一旦遇到与这种专指意义相悖的情况，一般则必须对有关人名加以调整，以适应这种人名属性。例如在北京市某小学的一个班里，有四个学生叫“王京生”。老师叫一个王京生，四个王京生一起答应。为了区别，老师只好根据他们各自的特征叫“胖京生”、“瘦京生”、“高京生”、“矮京生”。这种作法虽然有些无奈和滑稽，但这一作法的本身实际就是对这种有悖人名专指性的名字所做的调整。
当然，有些本是专指性的名字有时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其专指的作用，但有时也会在失去一种专指作用时而转化为另一种专指。
这类例子是非常多的。
如在“文革”期间，有一部有名的电影叫《青松岭》，里面有一个叫“钱广”的人物，按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钱广这个名字在人们的眼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可随着我国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变， “钱广”这一人名的属性在人们眼里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失去了它原有的特指属性。
再如，在明清时期，“梅香”这个名字原是指某一大户人家的丫发。后来，因为把丫鬟叫作“梅香”的特别多，于是，“梅香”就成了丫鬟的代名词。随着这种由一个“梅香” 而向众多的丫鬟代名词的转化变换，“梅香”一名也完成了由一种专指向另一种专指的过渡，其转化前后的事实仍没有离开人名的“专指”属性。
我国的人名，通常都是一个字或两个字，简简单单，既便于记忆，又便于传播，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啤口罗嗦嗦一大串的人名。这种人名的简明性便是中国人名的另一 个特征。
我们知道，名字的制定和传播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体，中国人名字的媒体就是汉语和汉字。由于汉语和汉字有音节简单——多是单音节或双音节这一特点，从而也就使中国人的名字以单名或双名为主。这种人名用字的极少和音节的简单，十分有利于人名的记忆和传播。
如果，我们把一个两字的中国人名字和一个十个字的外国人的名字放在一起，让你去辨认和记忆，那么，你首先记住和说出的肯定是中国人的名字。可以说，这种简单易记的中国人名字的优越性，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我国人名的属性除了上述两点外，还有它的审美性、稳定性和地域性。
其中，审美性是指人名对那些含有贬义、发音含混不清、容易引起误解的汉字的排斥，在所取名字的字义上要求庄重、典雅，在字音上要求响亮、动听，在字形上要求简繁适中、搭配得当。
稳定性是指人名一旦成为某一个人的标志，一般就伴随他终身。因此，在取名时要有长远观点，不可草率行事。对一些时效性较强的名字，尽管可能一时被认为时髦，或者读来显得亲切，但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时间一长，随着年龄和身份的变化，就会显得别扭了。
中国人名的地域性是指由于我们的国土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人名往往会带着不同地区的特色。如果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人名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地区，很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人们信奉妈祖，因而取名时往往会在名字带上一个“妈”字，以期得到妈祖的保佑。因为“妈”字是母亲的代称，这在内陆地区是要犯忌并遭人嘲笑的。所以，尽管人名的地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我们在命名时，一定要尽量避免这些地域性的干扰。
总之，人的名字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现象，其无时无刻都在与社会发生着联系。所以，我们无论是在研究人名还是在为人取名字时，决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而应该把它与社会联系起来充分考虑名字的基本属性，从而使人名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