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优美杰出的诗词文章，简洁精粹或含义深刻，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将这些诗词格言浓缩起名，即体现了我们传统民族文化的精粹，可引以为自豪；又适应了社会生活文化环境，显得新颖脱俗，典雅工巧，含蓄隽美，意味深长，而且不易重名。
诗文格言宝宝起名法就是从有意义的诗词中精炼提选一二个字来起名。譬如毛泽东同志，字润之，“泽东”与“润之”意思相辅相成，用的是《孟子·滕文公上》的一句话：“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方志敏烈士之名出自《书·说命下》：“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后来成语逊志时敏，意为谦逊好学，时刻策励自己。
诗文格言起名法属于文化层次较高的起名方法，一般需要起名者熟知古代文献，或者至少了解历史知识，方能用典故来起名。在我国丰富的古典名着中，有许多寓意深刻的历史文献、诗词曲赋、成语典故和各种习惯用语，不但充分展示着古人的聪明才智，同时也为我们起名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素材。我国历代文人在写诗撰文时，因为仰慕和喜欢前人的诗词文章，熟稔成语典故，故而喜欢旁征博引。这种习俗用到起名上，也成为一种极为普遍和重要的起名方式。
引用诗词经典大致有如下几类：
明用类：直接用典。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其名选自《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讷、李敏的名字均出自《论语》，“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暗用类：用典含蓄隐晦，不易直接看出。晋人潘岳字安仁，用《论语》“仁者乐山”意，但以岳代山，就不是直接引用了。
散用类：用典极为散漫，不易让人觅出其典之源。明人王恕，字宗贯，是用《论语》“吾道一以贯之”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有时用典不直接引用，而稍用点化，更有意味。如着名学者钱大昕，字晓征，是以《礼记·文王世子》中“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为蓝本，但改“鼓”为“晓”，既照应了名中的“昕”字，又避免过分直白。我们在用典时就应注意变化，不要太直白，成为他人谈笑资料。例如乾隆年间，有姓“楼”名“更一”者，字“上层”，用唐诗“更上一层楼”句子，姓、名、字俱有其中；太直白化，便使人觉得平淡无味。
现在家庭，在为孩子起名也很善于用典，比如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叫林恰如，就是来自杜甫的“留恋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而且寓意很好：恰如其分。表达了父母希望孩子以后在各个方面都能“恰如其分”。还有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叫何行远，就是出自《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这样的名字与姓氏搭配起来，表示志向大，有积极进取的意思在里头，蕴意深，令人回味。
如果用典而不懂其中真义，就要闹出笑话。樊知古，宋初任江南、西川转运使。他本名若水，字叔清，一次宋太宗见他，问道：“你的名字出自什么书？”樊若水曰：“唐尚书右丞倪若水，秉性耿直，为人坦荡，臣内心仰慕他，故自名‘若水’。”其实倪若水叫“若冰”，冰字有一种写法是“水”，再说与“叔清”相对应的名应该是“冰”，“冰清玉洁”是成语，“水至清则无鱼”，为人所忌讳。所以太宗对他说：“你可以改名‘知古’。”话中有规劝之意。樊若水顿首谢恩，从此改名樊知古。
以文章诗词、成语典故、格言俗语起名，是中国人起名的一大艺术特色。用此方法所起之名，不仅新颖脱俗，典雅工巧，含蓄隽永，意味深长，而且在起名前后能耳濡目染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并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文化的持久熏陶。因此，这一起名方法，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