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常识-姓与氏分合演变介绍
从大的趋势上看，姓与氏，经历了一个由分立到合一的发展变化过程。
1.西周后秋时代，姓与氏的分立
西周时，姓的数量也不超过50个。原始氏族的姓，此时已不再代表任何实体，仅仅作为人们对自己祖先所出氏族的一种追认。氏是男子身份、地位的标志，在西周宗法等级社会里逐渐确立起来。
西周时代，姓、氏并存。一个姓即表示一个大宗族，表示一个父继嗣群。这个父系继嗣群的分支，则以氏相称。周天子为姬姓，是当时天下的大宗，下属各个姬姓小宗，分别称鲁氏、卫氏、晋氏等等。
西周是氏的数量大发展的时期。西周王室通过分封制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每一次分封诸侯，既封土授民，又赐爵命氏。于是，新的氏便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例如：武王为“追思先圣王”，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粑。这些诸侯都以所封之国为氏。
卿大夫无权分封其下属，但是随着其所在之氏族规模的不断扩大，“卿置侧室，大大有贰宗”的现象不可避免。这时，使通过“别族”的方式，让“侧室”和“贰宗”另立为氏。
西周时代，姓与氏同时并立，其主要区别在于：氏与西周奴隶制宗法制的联系更直接、紧密一些。姓代表早已解体的原始氏族，而且不再分化，数量有限；氏代表西周现实存在的各种等级的贵族宗族，并因宗族的不断分封而不断增加。
春秋时期，分封宗法制逐渐瓦解。姓、氏制度也随之发生带有实质意义的变化。在姓方面，宗法制下同姓之间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亲密联系开始发生疏离。各诸侯国处理相互关系时，不再将是否同姓放在考虑的首位。因为政治、经济等利益冲突，同姓相斗甚至相灭的情况多有出现。在处理婚姻关系时，“同姓不婚”的禁忌也被屡屡突破
2.战国至西汉，姓、氏逐渐合一
经过春秋时代的动荡，姓氏区别的社会依据都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有的大家大族衰落了，小家小族反而兴旺发达起来，因此人们对姓、氏的区别已不那么讲究，所以姓与氏开始慢慢地合在一起了。姓、氏合流为一以后，为了辨别身分、防止同姓通婚的男称氏、女称姓的习俗自然消亡。
秦统一中国，为巩固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户籍制度，新的姓氏制度因此得到认可和强化。许多原本没有姓氏的庶人家庭、家族拥有了自己的姓氏。另一方面，郡县制完全取代了分封制，也就从根本上断绝了因分封而产生新氏的可能。各个宗族日益趋向独立、稳定。尽管小的变动不可避免，但是氏的数量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持续增长了。
3.姓氏合一制度的演化
第一阶段，从战国到西汉末年。这个阶段，新的姓氏制度刚形成，旧姓氏制度的残众依然存在。秦王族本身的赢姓，溯源于夏代伯益之后，就是旧制度留下的尾巴。西汉时，对于一般人的姓氏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但对于皇家姓氏，仍不免怀有“因生以赐姓”、血统高贵的想法。其表现便是将皇姓刘氏与上古至人拉上关系。王莽建立新朝，为了证明自己有作皇帝的血统，也想方设法将王氏说成舜的后裔。这种现象表明，旧的姓氏观念仍残存在人们的意识里。
第二阶段，从东汉到唐中期。这个阶段姓氏有了高低贵贱的区别。姓氏与地域产生了固定的关联，由此出现了国姓、郡姓、州姓、县姓等不同的姓氏等级。少数门阀士族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影响，连皇族也无法与之抗衡。人们热衷于将自己的姓氏与上古的圣人扯上关系。所以，曹魏皇室只追源于汉相曹参，刘宋皇室只追源于汉楚元王刘交，等等。这表明，旧的姓氏制度在人们意识中的存留已消失殆尽。
第三阶段，从唐代安史之乱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门阀制度完全崩溃。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个人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的关键因素由出身门第转变为考试成绩。姓氏的高低贵贱区别逐渐淡化。姓氏仅仅只是作为家族的符号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第四阶段，从二十世纪初直到今天。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民主、科学的观念日益深人人心。封建家族制度解体，男女平等思想逐渐普及，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姓氏的重要性、神圣性越来越受到挑战。“同姓不婚”的禁忌完全打破，甚至同姓同宗的男女婚姻，只要出了一定的血亲范围，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人们对于姓氏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姓氏的社会意义，向个人符号的方向倾斜，而日益疏离与家庭、血缘、亲情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姓、名合一将成为一种趋势。
